生态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在惩治生态犯罪的过程中，令人忧虑的现象是社会公众或犯罪人对生态犯罪并不具有明显痛恨情绪或自我认知的“罪感”或“耻感”；况且，生态犯罪的收益大于生态犯罪的成本，生态犯罪的发生率大于生态犯罪的发现率、查处率与“死亡率”，这是生态犯罪发展蔓延的原因所在。

以价值多元化为指导的生态刑法立法，应当在维持现行刑法的基本结构和体例下，重新考量生态刑法的规范构造，在具体的罪量标准上，采取多元的类型化标准，以其形成严密的生态刑法法网，在寻求生态犯罪治理的公共政策和刑法规范妥善融合的进程中，合理地规制生态犯罪的范围，提升刑法有效治理生态犯罪的能力。

面对生态犯罪的肆虐，我们既要采取有效地措施加以防控，尽量堵塞各种漏洞，不留死角，减少生态犯罪的机会和条件，消除或限制生态犯罪的诱因，做到防患于未然；又要采取刑罚等强制措施依法惩治生态犯罪，增加生态犯罪行为人的责任风险和责任成本，对生态犯罪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宽容。

当生态犯罪的责任风险和责任成本变得更加“昂贵”的时候，生态犯罪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